试想这样一种情形，原告已经提起诉讼，缘由可能是被告欺诈、违反信托义务，违反合同、非法侵占财产等。可就在起诉后不久，原告发现被告可能要把房子卖掉，账户里的钱也可能被转走，甚至还有风声说，被告打算跑路离开加拿大。这时，如果原告还是老老实实等庭审结束，那最后很可能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因为被告在加拿大已经没有资产了，原告手里那张判决书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再把出发点换到被告这边。假设被告认为，原告的指控夸大，甚至根本就站不住脚；而被告只是进行换房、续房贷等普通家庭行为。可就在此时，原告突然提起动议，要求法院冻结被告房产。此类法庭冻结令往往来得又快又重，房产交易立即被封，融资安排也被打乱。
这也正是为什么 Mareva injunction，也就是所谓的 non-dissipation order，始终处在“紧急保护”和“程序公平”这两者之间的微妙交界处。
正因为 Mareva injunction 是一种威力极大的法律工具，安省法院并不会轻易批准。根据安省著名判例 Chitel et al. v. Rothbart et al., 1982 CanLII 1956 (ON CA)，原告通常必须满足以下五项严格条件，才能拿到法庭对被告资产的冻结令：
原告必须向法庭如实陈述所有与案件相关的重大事实。这包括那些可能对原告不利、反而对被告有利的信息。
如果法官发现原告隐瞒了重要细节，禁令可能会被立即撤销。
原告必须清晰地阐明其诉讼请求，包括法律依据、索赔金额，以及被告可能提出的主要反驳点。
法庭不会为了模糊的指控而动用此类禁令，原告必须通过提交的证据展示出极强的胜诉可能 (strong prima facie case)。
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5个测试条件中的第一个。
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在安大略省境内拥有具体的、可供冻结的资产，比如房产、银行账户或股票。
禁令必须指向可识别的财产，而不能笼统地要求冻结“被告名下的所有东西”。
原告必须证明，确实存在被告为了躲避债务而转移、挥霍或销毁资产的风险 。这一法律标准很高，原告必须提供具体证据来证明这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而不能仅仅表达一种主观的担忧或猜想。
在 1910878 Ontario Inc v. 2551204 Ontario Inc (2020) 一案中，法院强调，道听途说，比如匿名亲戚或路人的传闻，不足以构成“紧迫风险” 。如果证人证词中包含不可采纳的传闻，法院可能会将其剔除或干脆不予理会。
原告必须向法庭做出正式承诺：如果事后证明该禁令没有意义，原告将负责补偿被告因资产被冻结而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值得关注的要点：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五项测试中，并没有任何一条要求原告必须证明“被告买房的钱就是当初偷我的那笔钱”。
总结：
有句大实话：法院审案不看事实，只看证据；而冻结他人房产所需的证据，对其要求是非常高的。
正如 O2 Electronics Inc. v. Sualim, 2014 ONSC 一案所确认的，原告必须展示出极强的胜诉前景，并证明被告的确存在严重的转移资产风险 。只有当法院确信被告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躲避判决时，才会批准此类申请。
反转来了：
然而，法律总是有其变通之处。归根结底，如果被告确实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如果法官对原告的遭遇深表同情，法庭有时也会基于“公平原则 (Equity)”，即便上述五项测试未能达成，依然批准资产冻结申请。
反转的反转：
每一位原告都应先问自己一个务实的问题：去打锁住被告资产的动议(Motion)，值得吗？唯一的、正当的理由，只能是担心“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 。也就是说，原告不应出于愤怒或惩罚被告，而出这招，其理由有三：
-
避免节外生枝： 在大多数诉讼中，原告都希望尽快结案拿钱，而被告是东拉西扯分散注意力的那个。如果原告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非要搞一个资产冻结，反而是在帮被告的忙，因为它会制造大量的程序性争议，分散注意力，拖慢案件主线的进程。
-
成本考量： 这种紧急动议的律师费不菲。在匆忙上阵前，原告应当冷静思考：被告真的要卖房跑路吗？这笔律师费花得真的值吗？
-
原告潜在的赔偿风险： 别忘了上述第五项“损害赔偿担保”。试想一下，如果房市正在下跌，原告成功冻结了被告价值3百万的房产。由于禁令的存在，被告无法在当时卖房。直到几年后禁令解除，房子只卖了2百万；此时，如果法庭事后认定该禁令本无必要，那么被告有权要求原告赔偿这1百万的差价损失。
简而言之，这些是每一位诉讼当事人在冻结令动议开启前，都必须看透的法律博弈 。最后，当然，如果被告确实已经准备卷款潜逃，那么冻结令就是原告最强有力、也可能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不应犹豫，也别心疼律师费了，赶紧请律师发起紧急动议，尽快安排庭审，在被告资产消失前将其冻死。
